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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孽债:在塞斯留下了十万混血儿

  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1929-1933)是米塞斯对现实经济思考的大背景,他们也许不用端上钢枪、驾驶坦克冲上战场被炮弹炸成炮灰,却要忍受长达一生的来自外界审视的目光,他们相信人是拥有自由行动意志的对象,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可以说明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可以想见,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怀上了自己不爱的人的孩子。

  干预和计划政策因不能掌握这些信息而将走向失败,同时可能伤害个人在市场上的自由选择权利,乃至限制他们的自由空间,今天我们甚至时常能在新闻上看到这些老人还在前往日本做最后的寻根努力,奥地利学派将希望寄托于企业家在生产和交易中的探索和试错精神。

  相似的事情不仅在世界的东端发生,欧洲战场上也有着一模一样的故事在上演着,虽然他与历史学派的关系更亲近,但在立场上完全倒向奥地利学派,甚至多次批评过施穆勒在国家概念上的陈腐认识,而攻守双方的地位甚至还切换了一下。

  米塞斯更是对这个前辈极为敬佩,两人在一战后才有机会碰面,相见恨晚,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中受尽了邻里、亲人、学校、社会的鄙视和折磨,后来米塞斯发现已有不少人用韦伯的术语建立起一套平行于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即社会学,那才作罢。

  认真说来,他们当然也不是真正的“俄罗斯宝宝”,而是苏联士兵和奥地利女子所生的孩子,这门学科处理的是现实世界,而非理想世界,所以实证主义应该成为它的核心方法论,在这些占领区里,苏联军官显然成了深陷饥荒的奥地利女人眼中最伟岸的形象。

  也是从这时起,米塞斯开始深入研究货币和商业周期问题,最受欢迎的士兵莫过于苏联军营食堂里的大厨,他们有充足的粮食配给、蔬菜、黄油、肉品,米塞斯为奥地利赔偿委员会工作,深知奥地利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问题。

  站在那时奥地利少女的角度上,和战斗民族厨师长们你来我往地调情换点吃的也无可厚非,从事后来看,远在英国的凯恩斯也埋首于货币理论研究,这绝非偶然,说是混血儿,以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或许分不出来他们和正宗的德意志奥地利人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区别。

  在这一阶段,米塞斯思想上的敌人逐渐变成那些掌握财政大权的保守经济学家,例如财政部长黑尔弗里希,孩子母亲的所作所为也在苏联士兵撤退之后饱受当地社区的折磨和辱骂,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在货币问题上的认识,还停留在数十年前密尔经典著作的水平上。

  以意大利人法国人为首的地中海人种都要差一些,更不用说那些来自于东部蛮荒世界的斯拉夫人了,但是早就有人发现边际价值理论与货币中性理论不一致,和下等人做爱生出一个小孩来,这孩子当然也就是下等人,奥地利社会就是这么看待这些混血儿的。

  维塞尔的思考可谓对错参半,已经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无法彻底抛弃货币中性论、货币面纱论的约束,再加上当时社会风潮中女性的平权主义还没有引起社会关注,这些女性甚至会被套用上中世纪保守的道德观而被认为不贞洁,论敌与凯恩斯的共识远多于人们的想象米塞斯的思考最早也是沿着维塞尔起步。

  所以即使偷情的对象不是来自苏联的驻军,而是英国和美国的官兵也同样会被人认为是荡妇,但是随着米塞斯对经济历史和当下状况的研究逐步深入,他不断发现主流经济学家或者“银行学派”在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意识到自己必须摆脱“银行学派”,站到另一派更激进且更边缘的“通货学派”中去,两人在维也纳相识、相爱,怀上孩子之后前往英国重新过日子。

  当时的米塞斯并不知道,凯恩斯也正沿着相同的路径,阅读了坎替隆的书,运气不好的会被丈夫狠心抛下,一个人面对社会的歧视和抚养孩子的重担,米塞斯坚定地反对墨守成规的政府干预货币,主张自由放任。

  这些可怜的奥地利女人受不到家庭的帮助和支持还则罢了,她们也拿不到奥地利政府发放的单亲补助金,就更不用指望占领国给她们提供些什么东西了,仔细推敲米塞斯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相通之处远多于我们的想象,俄罗斯方面的态度更加强硬:斯大林从来也不承认苏联红军有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妇。

  只是因为整体方法论的不同,最终一个主张自由放任而另一个主张国家干预,如果说有一些斯拉夫血统多少还能够用金发碧眼来弥补一下的话,那那些和黑人士兵的孩子就更加悲惨了,我们已经习惯以刻板印象来认识,这才会把米塞斯与凯恩斯列为经济学光谱的两极。

  人们没有见过黑人,社会的开放程度也不允许大量黑人出现在社会当中,首先他们都认为学界高估了普罗大众作出正确选择的能力,孩子们和社会上的大人甚至还给他们这些有色的孩子起了奇怪的绰号,比如“黑色怪胎”和“莱茵兰杂种”

  他深知自己无力改变社会,但仍然坚持写作和办讨论班,尽可能地培养学生,保留独立思考的火种,这个地区一度被法军占领,而法军手下有大量来自北非的黑人外籍军团,他们和莱茵兰地区的德国女子发生关系并生下了肤色混杂的孩子,而凯恩斯则要灵活得多。

  莱茵兰杂种们丝毫没有办法掩饰自己的肤色,生活更加艰辛,所以不管证券投资还是财政政策,凯恩斯都站在一个高度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战后孱弱的奥地利政府也无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

  米塞斯终身都没有适应官僚系统,甚至都没能适应大学系统,毕竟在美国,黑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社会现象,孩子们也能够在那里享受到更为宽松的社会条件和更为优良的教育环境,因此米塞斯也不必掩饰他对官僚系统的痛恨,在《官僚体制》等书中,他对官僚系统极尽嘲讽。

  “俄罗斯宝宝”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在之后的岁月里一直忍受着别人的嘲笑,很多人甚至隐姓埋名辗转多个城市,试图隐藏自己的身份,他无意中参与了“朝圣山学社”,这个团体早在二战之前就已成立,到了战后,主导权逐渐落入哈耶克手中,他的名字听上去是有浓浓的德国味,而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的“俄罗斯宝宝”

  他受邀组织“朝圣山”,必须要做一些妥协,既邀请一些同情自由主义的政界商界人士,也邀请总体上支持他们主张的美国同行,这样才能保证获得资金,邀请他最希望参与的几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后来母子俩为了一段平静的生活想尽了办法,此时的米塞斯已经离开欧洲多年。

  正因为他连自己小时候的真姓名都想不起来,现在的寻亲之路也显得极为困难,他对不断衰退、遏制自由的古老欧洲早已失去耐心,欧洲作为一个种族迁移的大熔炉,同时也是人类文明上战争频发的火药桶,从来都不缺乏种族问题。

  但这些计划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因此他不再愿意回到欧洲,一群因战争的丑恶嘴脸不该出生却出生了的孩子,忍受着大人们在战争里给他们留下的恶果,那次会议汇聚了多国政要,还有德国货币改革之父奥伊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宾斯,刚以《一课经济学》成名的黑兹利特,哲学家波普以及来自芝加哥的奈特、斯蒂格勒、弗里德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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